环保部：绝对不能在环境监测数据上打歪主意

但古文学后起，初期的古文学经师如贾逵、马融、郑兴、郑众，以及后期的郑玄、服虔，在解说各经时也还常用今文学家的说法。

这里知与欲的主体是民，无的对象是民之知与欲。二、盗之为盗仁、义、礼、智、利皆不能充当精神的根基，惟有纳入大道谱系，大道重新赋予其意义，它们才能表现为正的价值。

不善人自发地与道为一，使其自觉认识、认同而回归大道，多余者损之，走出者复之。不道见于30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62章)不论善人还是不善人，道都是人之生与安的根据6。(38章)道的退隐彰显出来的是以德为尊，或者说德的彰显的前提是大道的退隐。明道若昧(41章)明，是我们的心智之明，这是精神的高度自觉，是对于天道、人道的明察。

故在《老子》中，道路只有两条：道与盗。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如果全盘西化，就是选择一个向度，面成为线。

而目前中国最大的危机就是诚信的缺失，譬如有人甚至卖劣质的婴儿奶粉。我想着重强调的是，日本和美国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那些主张学习西方的人反而都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人。这与日本维新志士调动全部资源来应对西方完全不同。主编手记听说要采访杜维明，《侨报周刊》记者李琳主动请缨。

李琳：杜教授，这么看来，您是选择了人文科学中最难的一部分来研究，因为文化是最纷繁复杂、最难以一言以蔽之的。此外，各种利益团体也因此而重新整合，所以我们说启蒙是一个历史现象，它带动发展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

在1985年，中国知识界还不敢想象以儒学思想作为安身立命之所在。四、区域性和普世性李琳：您长期以来从事儒学现代性的研究，那么儒学在现代社会的发展空间有多大呢？杜维明：儒学完全可以从东亚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这也是我们的使命之一。到了我这里，就是海外新儒学第三代的发展。其次，启蒙成为西方现代文明发展的理念，其背后是理性主义。

自康德以来，西方所有的思想家都认同这个理念，启蒙以摧枯拉朽之势荡平许多源于中世纪、积重难返的非理性和反理性因素。这两种观点彼此对立，而这种对立其缺点在于，两种本来都是有价值、并进的观点，却告诉年轻人，你必须从中作出选择：要么向东，选择神秘的东方，要么向西，学习科学理性。李琳：但是，光是在学院中作学术研究和讨论反思，来关切人的终极关怀，似乎与我们身处的大千世界联系并不紧密。现在时机成熟了，我们以儒家的核心价值，譬如仁义礼智信，对西方的启蒙之路也可以作批判的认识。

希望它们最终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达到一种平衡状态。影响那个时代的其实是工具主义。

一番忙碌过后，只留下了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把体用两面完全割裂，导致有体无用或有用无体的两难，因而不可能产生任何实际影响力，最后反倒成为保守者的思想避难所，为西化知识分子所讥讽和批判。您是怎样看待这种现象的呢？杜维明：这反映了目前的一种潮流，就是开发传统资源，从儒家的精神传统中汲取养分。

文化研究如你所说，很难，但这种难不应该成为不用心分析、不掌握理性分析方法的借口。听讲的是几个哈佛学子，围坐在长桌边。一味发展经济而不能进行健康的调控，就会形成市场社会，即社会上的一切关系都要让位于竞争的市场关系，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有人担心传授儒学是不是就要低估五四，学者陈奎德曾这么对我说：杜教授，您50年后来跟我们谈儒学我们可能还有兴趣，现在是一点都没有。启蒙运动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生活方式的转变，乃至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的深刻改变。您能否论述一下您对启蒙和现代主义的看法。

譬如东京大学的渡边浩等学者注意到儒学的普世化是日本维新比较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后来军国主义的出现与之有关，负面的影响需要反思和总结。

父母给我自然的生命，老师给我精神的生命，但是我们应该如何让我们的生命跟自然、天地配合呢？这是儒家考虑的问题，也因此儒家有它的精神性及宗教性——面向世俗又不完全认同世俗。但要注意的是，辜本人是马来西亚长大的华侨，在英国接受教育，十几岁才开始学中文，他回到中国后，对五四运动的强烈的反传统精神非常反感，所以他有意识地突出中国传统的精神价值，使得自己完全站在反传统学者的对立面。

如果要选择的话，孔子宁愿第一去掉兵，第二去掉食，但始终要保持信，这是伦理的基本价值。如果学术要发展的话，需要有一大批做这样工作的人，不然，学术领域就无法开展。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不充分调动所有资源，而是把复杂系统的问题变成线、点的问题，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李琳：那么，文化的观点应该是兼容并蓄的？杜维明：文化解释不同于政治解释或经济解释之处在于，它必须对政治、经济、社会有一定的敏感度，因此它也是更复杂、更全面的一种理解。对我来说，社会活动家有时是一个贬义词，即指不务正业，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在学术工作中。

如果没有启蒙精神引导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就不会目睹到20世纪发生的很多怪现象，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奥茨维辛集中营，纳粹把如何在短时间内大量屠杀犹太人完全当作一件工具理性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丝毫没有任何同情心。这三个领域的关系是，学术界精深的研究，可以提升知识界智慧的水平，知识界智慧水平可以塑造文化界的人文素质，相得益彰。

当然也有人突出自由、人权的理念，比如严复强调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这是他最重要的理念，也成为中国知识界深信不疑的价值。这个观念到今天还有非常大的说服力，因为我们现在才刚刚开始对西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李琳：就是说完全的超然物外(Detachment)是不可能的。如果粗暴到完全抛弃传统，而又割不尽糟粕，则西方进来的也多为糟粕。

1949年以后，儒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港澳台的学者身上，像钱穆、徐复观、方东美、牟宗三等，代表了海外新儒学的第二代。胡适的观点其实是充分现代化，虽然他开始是赞成陈序经倡导的全盘西化的。杜维明：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道理。李琳：您刚才在第三点中提到启蒙心态对于中国走向的深刻影响，请问您能不能具体谈谈它在中国出现及发展的具体过程？杜维明：我认为，在中国的语境中，富强是挂靠在启蒙和制度建构之后的一个基本问题，这是受到了工业革命的影响。

当时的封疆大吏，如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李鸿章等人发动洋务运动，明确提出了发展工业和工业制度，他们的工作甚至比日本还超前。再比如我的老师牟宗三、唐君毅和徐复观，他们都对西方文化有着虔敬的情感，为此他们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研究西方哲学，这些国学大师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顽固保守。

您是如何看待这种观点的？杜维明：如果说完全从生活习惯、从文化心理结构来看儒家传统的天地君亲师，今天我们可以把君改成国，天是指生命最高的价值源头，地指自然，然后是我的国家、父母、师长。2009年9月，杜维明在第二届世界儒学大会上演讲三、启蒙与现代主义李琳：源起于西方的启蒙思想100多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启蒙所塑造的一系列价值观如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等被视作先进、现代的价值理念，自五四以来指引着中国的现代转型，而您在著述中一再反思启蒙精神、反思现代主义，似乎不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之时宜。

杜维明：启蒙心态是近300年来最强势的意识形态，譬如近现代对人类社会影响重大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从启蒙发展而来的。这也是使儒学成为中华文明、东亚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精神资源——或者叫源头活水——必须要做的工作，就是把地方价值的全球意义或普世意义开发出来。